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共党史专家、教育家龚育之同志于今年6月12日逝世。半年多来，理论、学术、出版等各界以追思会、写文章、出版他的著作等方式表达怀念之情。日前，由北京市社科联参与策划的《独特的超越——龚育之自选集》、《怀念龚育之》和龚育之同志生前编著的《党史札记末编》、《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四本新书，在龚育之同志诞辰78周年之际出版。这几本书的出版单位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与北京市社科联召开了“龚育之同志著作出版座谈会”，逄先知、金冲及、杨春贵、石仲泉、李忠杰、李捷、章百家、刘新成等近百名学者与会。本刊采撷、刊发部分与会学者的发言。
——编者
■“面对着这一大批在学术界和理论界产生过并且仍将继续产生积极影响的著作，我对龚育之同志的仰慕和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理论周刊:龚育之同志已离开我们半年多了，其间，理论学术界以不同方式在表达对这位大家的沉痛悼念和怀念之情。近日，在他诞辰78周年之际，由北京市社科联参与策划的《独特的超越——龚育之自选集》、《怀念龚育之》和龚育之同志生前编著的《党史札记末编》、《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四本新书出版。看到他的这些著作，您有什么感想？
李捷(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四部书，除了《怀念龚育之》以外，其他三部都是龚育之同志用智慧和心血凝成的著作，且是他大批著作中的一小部分。面对着这一大批在学术界和理论界产生过并且仍将继续产生积极影响的龚育之同志的著作，我的仰慕和钦佩之情油然而生。这是他治学与从政阅历的结晶，也是他反复思索的结晶。这种阅历，这种思索，从一个侧面真实地记录和再现了新中国几代共产党人的历史脚印与求索思索的印迹。人们常说，理论是灰色的，可在龚育之同志的笔下，却赋予理论以历史的生动与活力。人们常说，历史是故纸堆，但在龚育之同志的笔下，历史却因与现实的贯通而变得鲜活起来。他作为理论家，总离不开史，而党的每一次重大理论概括也总是从历史经验的升华中取得的；他作为中共党史学家，又总离不开论，而我们的党史研究也总是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的。他在前些年出版的《党史札记》中专门有一篇文章，题目就是《理论来自历史》。龚育之同志就是这样，在他的著作中，把史与论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他著述研究的一个鲜明特色，也是其一大魅力。
作为一个党史工作者，读龚育之同志的著述是一大享受。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和龚育之同志的著述研究的另一个鲜明特色密不可分。这就是他的著述，即使是理论文章，也总能够既细致入微，又高屋建瓴。比如他的《南方谈话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一文，当年发表时，就格外引人关注。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作者在开篇所说的，是谈邓小平南方谈话在整个《邓选》第三卷中的地位。但是，作者并没有泛泛而论，而是从一个一般人不大注意的细节谈起，那就是《邓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步步地酝酿编辑成书的。随后，又从篇目上，从历史、大局、理论等各个角度，对《邓选》条分缕析，真是细致入微，不厌其详，体现了他在长期从事和主持党的文献编辑工作中磨炼出来的深厚功力。从事文献具体工作的同志，容易养成一个习惯，不厌其细，不厌其详，但也因此往往容易失之于宏观的提炼与把握。而龚育之同志的长处，恰好是能够把细致入微与高屋建瓴相得益彰地结合起来。从这篇文章的第五部分起，龚育之同志结合《邓选》全书的基本观点，从各个角度分析南方谈话的意义及其理论贡献，最后归结到一点:“以南方谈话为要领来融会贯通地领会全书”，并且还要紧密结合“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的回顾”来领会。这的确是经验之谈，至理名言。今天，我们要全面、完整、准确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同样要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基本经验。离开了这段历史和经验而去空谈理论，没有任何意义。在这方面，龚育之同志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龚育之同志的著述，从选题到内容，都非常善于联系。一些表面看似无关的小事，到了他的笔下，经过从材料到观点的层层梳理、剖析，便显出了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透过这些联系，小事情也变成了大事情。人们常说，史学工作者要“独具慧眼”。龚育之同志的著述，尤其是党史著述，经常能使人感受到作者的独具慧眼。这同样是他的著述的一大特色与魅力。龚育之同志的《党史札记》之所以成为党史工作者爱不释手的范本，其原因之一恐怕也在这里。例如，《独木难支、一把头发和两个万岁》一文，他利用几段互不关联的回忆，通过从历史背景到发展脉络的细致梳理，找出了毛泽东在不同场合讲的三段话的内在联系，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我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酝酿形成发展的历程。而这个大题目，本来是足可以写一大厚本书的，他则以“大写意”与“工笔”相结合，寥寥数笔，却笔笔都落在了要点之上，令人钦佩、羡慕不已。这样的例子，在《党史札记》里实在是太多了。事无两全。龚育之同志曾经在《大书·小书·识小·识大》一文里，表达了他对这些带“随笔”性质的短文的遗憾。我以为，这正表现出他的一种不凡精神，那就是“大海不择细流”。
■“能够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本身就是有勇气的，当然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意义上的勇气”
理论周刊:请您从党史党建理论研究角度，选择一些具体篇目谈谈龚育之同志的学术理论价值。
李君如(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当老龚78周岁生日来临的时候，读到他的三部遗著和一部纪念文集，实在是感慨万千。
老龚，多年来，你非常重视毛主席1938年10月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论断。我就是在你的影响下研究这一问题的。我高兴地看到，你在指导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课题时，发表的重要观点。特别是，你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当代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异端’问题”，我们许多朋友都注意到了。
我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中国”，是一个与时间相联系的空间范畴，“中国化”中内在地已经包括了“当代化”。但是，老龚，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是有意义的，因为不少人确实没有把“中国”的空间与时间联系起来，比如在理论研究中出现的僵化观念，不能够与时俱进，就与此有关。至于“异端”问题，我更感兴趣。因为上世纪80年代我发表了处女作《观念更新论》以后，曾经写过一部《异端邪说论》，研究过新观念提出之初常常会被人看作是“异端邪说”，而大多数所谓的“异端邪说”最后都会被实践证明是科学论断或真理。看过这部书稿清样的编辑和主编，都说很好，但最后这部书的清样还是留在我的保险箱里了。因此，你能够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本身就是有勇气的，当然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意义上的勇气，我很佩服。
老龚，你在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以后在上海两报发表的长篇论文《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读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读邓小平著作的笔记》，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两篇文章，前一篇文章这次收入了你的遗著《独特的超越》，我很感慨。我们都知道，党的十七大提出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显然，这是有鲜明的针对性的。事实上，在今天，不继续解放思想，改革开放难以顺利推进，科学发展观也难以全面落实，党中央今天提出这个问题实在太重要了。但是，我们却拿不出你当年那样的，既敢于正面触及问题，又平心静气地讲道理，而且没有八股腔的力作。如果你还在，有多好啊！不久前，我就收到一位素不相识的人写来的信，说“如果龚育之这样的大家还在，他一定会……”。这位朋友讲的具体问题，我们不一定会同意，但是他对你的看法与我是一样的。在《怀念龚育之》的纪念文集中，有我们的好朋友刘吉的纪念文章，他的题目是《老师走了，事业未了》。我也这样认为，您走了，我们党的理论事业未了，我们应该像您那样，做好党的理论工作。但是，说这个话容易，真要做到您那样却不容易，要达到您那样把追求科学与追求革命统一起来更不容易。
■“龚育之长期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实践和历史，他提出应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当代化结合起来，这是一个科学论断”
理论周刊:这几本书中有一些文章反映了龚育之同志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实践和历史这个重大课题上的探索。请您对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做些评价。
杨春贵(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龚育之长期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实践和历史。在这方面，可以说研究很深。最近几年，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经验的课题组的顾问，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有指导意义的意见。其中一个重要意见就是他认为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要讲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就是应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当代化结合起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这个重要意见在《党史札记末编》里有记录。
我认为这个论断是科学论断，值得我们重视，并做深入研究。首先，这个论断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紧紧围绕当代中国实践进行研究。如果说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那么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它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又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这个发展的实质就是在于它的当代性。我认为，十七大报告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这个论断，这里讲的“最新”，不是一个简单的时序概念(从时序概念来说，今天的每一个新观点，对昨天来说都是一个新成果)，而是一个历史性的时代概念，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回答中国所面临的新的时代课题所形成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
其次，这个论断表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立足于中国国情而富有中国特色，又顺应世界潮流而富有时代特征。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三步走”和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等，以及“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的战略，都是立足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重大成果。而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关于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关于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明多样化等等科学理论，主要不是立足国情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鲜明的当代性。
最后，这个判断实际上也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对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当代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党史札记末编》的一些文章，在不涉及党和国家机密的前提下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将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的来龙去脉展现得一清二楚”
理论周刊:龚育之同志多次参与中央许多文献的起草和讨论，了解许多重大事件和决策的背景，因而在前些年关于《党史札记》出版座谈会上，不少同志希望他在历史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将所知道的一些历史问题的原委写出来，给出更多的“龚育之说法”，这对于存史资政将“功德无量”。那么能否举例说明龚育之同志在《党史札记末编》里具体对哪些重大问题进行了分析？
石仲泉(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这本《党史札记末编》的一些文章，在不涉及党和国家机密的前提下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将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的来龙去脉展现得一清二楚。
首先，《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回顾党的历史》这篇长文，这不是简单的书评，而是以评书作引言来讲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知道的一些历史文献和个人看法。在该文中，老龚对他所参与过的一些中央文件的起草情况作系统梳理，厘清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形成和确立的过程。它的珍贵之处在于:一是提供了最详尽的文献，凡是有关这个问题的所有中央文件，包括1981年《历史决议》、十二大报告、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和十三大报告等重要文件起草和修改过程中的具体细节，都作了介绍。二是提供了一些权威人士，包括一位党的元老、薛暮桥、胡绳和于光远等在十三大后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视角来反思建国后历史的情况，并对他们观点的异同作了评论。三是介绍了研究建国后历史“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观点的提出和它超越“两条路线斗争”思维模式而在社会上获得好评的情况。四是讲了他个人对党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些重要提法的理解。这样的说明，既使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多了一个维度，也澄清了一些不准确的传言或没有根据的说法。这篇长文是目前学界介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形成过程最为详尽、也最具权威性的一篇文章。
其次是《我所知道的陆定一》。如果说前一篇是反映了党的理论史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一篇长文则是从一个侧面披露了党的科学文化史的一些情况。它包括建国初期中宣部内部机构的设置和机关内部的反右派运动，党中央关于建立学部委员制度的要求和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的构成，“双百方针”的提出和形成，科学、高教和文艺三个工作条例的起草和试行等。但最重要的，在我看来有两点:一是比过去更加详尽地披露了党的领导层对知识分子属性认识的反复和纷争；二是披露了遗传学界“兴‘米’灭‘摩’”事件的教训和当年中宣部提出不要干预学术问题的对错是非，介入学术争论作结论的情况。这些的介绍不仅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具有资政意义，有益于当前贯彻“双百”方针和十七大提出的“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思想。
再次，《回顾:五年和八十年》。这也是篇长文，不仅讲了他坚持反对“法轮功”、伪科学和迷信愚昧活动的看法，而且对我们党80年来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坚持唯物论和无神论、反对迷信和伪科学的历史文献作了非常系统、全面的梳理，是目前说明我们党的历史是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的历史最完整的资料。它对当前宣传科学、反对迷信具有重要的理论文献价值。在党史界和理论界，像他这样坚持不懈地反对“法轮功”、伪科学和迷信愚昧活动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他懂自然科学，又熟悉党的科学技术政策，在宣传无神论、反对迷信和伪科学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如韩愈评论李、杜文章时所说，我们对老龚在这方面的贡献也只能“举颈遥相望”。他的那种执著地追求科学的精神令我辈敬佩。
老龚多次讲过，党史中的观点，归根到底，要经受历史的考量、事实的检验，这样才能有信史、良史。这一观点也贯穿在《末编》中。有的札记是专门切磋、辨史的，有的是以披露史料形式来达到这一目的。例如:
——《关于〈陈独秀往事〉致靳树鹏先生》，除对靳先生的研究成果表示热忱祝贺外，还就鲁迅答托派的信、毛泽东讲“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的来源和反封建等三个问题，与靳先生进行了探讨。这使读者既了解一些重要史实，也澄清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
——《〈如烟如火话周扬〉序》，除了介绍周扬的顺境和逆境的经历外，还谈到周扬与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那场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争论。那场争论实在是个悲剧，有许多教训可以总结。目前学界尽管比较同情周扬的遭遇，但我赞同老龚的观点，对乔木同志也应持公正态度。乔木不仅写诗真诚地表示愿与昔日的战友重归于好，而且还明确地说:他那篇批判文章“的确是过分地政治化了”。该札记披露了老龚亲历的这段历史，这无论对于反思那场争论，还是客观公正地评价乔木，都是难得的史料。
■“他写的三本党史札记，可谓‘党史万花筒’。因此，我才形容他有‘点石成金’之术，在他眼里俯拾皆是‘史’”
理论周刊:胡乔木同志和胡绳同志对如何认识党史和写好党史书都讲过很好的意见。胡绳还讲过要使党史研究成果走出专业人员的圈子，改变在党史界“体内循环”的状况，为此提出办《百年潮》刊物。龚育之同志在这方面有何看法？
石仲泉:老龚在这方面作了巨大努力。这不仅涉及如何研究党史和写好党史，还涉及一个党史观和史料观问题。在相当一个时期，人们对党史的认识囿于就党讲党，视野褊狭；对党史资料来源仅盯着档案馆开放的档案文献，其他的似乎不屑一顾。老龚写的诸多札记，对于破除这样的认识起了重要作用。
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2005年7月老龚在中共党史学会换届会上的讲话《党史研究:萎缩还是繁荣？》。在这个长篇讲话中，他不仅通过大量资料，分析了党史研究的形势，谈了许多重要看法；而且有两节内容，在我看来，反映了他的党史观和史料观。一是“(七)各色人等的回忆和自述”。在评论他的三位同学(记者金凤、外交官冀朝铸、志愿军战士张泽石)的自述时写道:“为什么把这些人的自述，拿到《党史札记》中来评论？他们可以算是党史人物吗？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列入‘党史人物’有什么规格。我说过:把这些读后感列入党史札记，并不是主张把几位自述者写进党史。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但党史并不只是党的文件和会议，党的领袖和英雄，而且是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斗争和命运的总体的描述，一个一个人的故事和经历未必能写进党史，而研究党史则不能不研究一个一个人的历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研究党史的人，要多读些各种人写的、写各种人在这时代中的经历的书。”二是“(十二)关于党史学界内外的良性互动”。他在对“官方党史学”和“民间党史学”两个概念提出质疑后，提出党史学界内外要良性互动，消除隔阂，拉近距离，不要互相伤害，而要优势互补；在史料方面，通过一定方式共享信息资源；在史实方面，对不同的判定加强交流、求同存异；在史观方面，以坚持历史决议和党的重要文献的结论不动摇为前提，界内外学者都应当尊重对方的严肃的学术研究，平等探讨，不必强求一律。他讲了上述问题后得出结论:党史研究的空间很大，党史资源异常丰富，一些有影响的回忆著述披露的许多史料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这里引述的两段论述，说明老龚对党史的认识有非常开阔的视野，不拘一格地在各种人写的书中关注未曾见过的史料，在与各界学者(包括“草根学者”、“民间党史学人”)的探讨中追求真理。他的党史观和史料观是很开放的，有极大的包容性，故我形容为最“海”的史观。既然是形容，当然有溢美之意，但这无妨认识他的史观的真谛。
正因为老龚有这样“海”的史观，故他写党史札记自由驰骋，游刃有余。在一些被认为似与党史无关的对象、题材，他都能纳入党史范围，经过妙笔而生花，成为很有兴味的札记。读者能从他不经意写的这样那样的随感短文中，获得珍贵的史料和见闻。他写的三本党史札记，可谓“党史万花筒”。因此，我才形容他有“点石成金”之术，在他眼里俯拾皆是“史”。
■“龚育之同志是党史战线的领军人物，他为完成中央交办的各项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
理论周刊:我们知道，龚育之同志是我国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那么，如何认识龚育之同志对党史研究的贡献？
李忠杰(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老龚是学者型的领导，一生勤于思考，先是用笔、后又主要用电脑，记录和广泛传播了他的深邃的思想。阅读他一生最后的这些著述，我们既再一次为他的思想、品行所感佩，也再一次为我们党失去这样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深深惋惜。老龚是党史战线的领军人物。他曾担任4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常务副主任，在胡绳同志领导下主持工作，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建设和发展，为完成中央交办的各项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他参与下形成的江泽民同志的指示信，明确提出了党史工作资政育人的根本任务，对党史工作的发展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从1999年11月至2005年7月，他接任胡绳同志担任中共党史学会会长。2005年学会换届时，我们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委多次研究，一再希望他继续担任会长，但他坚持要求退下来。在换届大会上，他发表了题为《党史研究:萎缩还是繁荣？》的告别讲话，表达了他对当时党史研究形势的看法，也表达了他对繁荣党史工作的希望。这篇讲话，作为他一生最后若干讲话、文稿之一，收入了《党史札记末编》。今天再次阅读这篇讲话，感到很亲切。
其实，老龚一生的著述中，研究党史的占很大分量，涉及党史工作的也有很大分量。他的《党史札记》一集、二集都曾签名赠送给我。在一集中，《党史工作的党性原则》、《党史著述中的十个关系》、《关于党史教科书的审定》、《对理论和党史教学的一个浪漫设想》、《在党的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前进》、《分析历史的科学方法》；二集中的《读〈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有感》、《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上的发言》等等，都对党史工作的方向、原则、依据、所要处理好的关系、方法论等等问题，提出了重要的意见。在这次出版的《末编》中，《漫谈口述历史》、《一个让读者更多了解领袖历史的方式》等等，也都涉及到党史工作。
老龚同志在这些文稿里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现实性和指导性，很值得我们党史部门和党史工作者研究和注意。他对于进一步做好党史工作的殷殷之情，对于我们是一种很大的激励。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党史工作，应该是我们纪念老龚同志、实现老龚遗愿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目标。从我分管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工作、地方工作、人物工作、学会工作的体会来看，我赞成老龚同志的分析，近年来，党史工作虽有不足之处，高校党史研究和教学虽有萎缩之处，但总体上，整个党史工作的形势是好的，而且是在不断发展、不断繁荣的。
■“龚育之的文章著作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很难有人像他那样具备亲历者、研究者与思索者这三重身份”
理论周刊:《怀念龚育之》文集中有一篇《龚育之同志生平》，从中可以让人看出他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他是党内一些重大事件的亲历者，也是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者。从这个角度看，他的著述具有怎样的特点？
章百家(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副主任):龚育之同志一生笔耕不辍。他的主要著作共有28部，其中9部是从领导岗位退下后撰写和完成的，还有2部重新修订后再版。这次座谈会上有三本书是他最后的著作。读龚育之的著作，我感受最深的是他的那种三重身份。第一重身份，他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从建国初期起，他就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改革开放之后，他参与了一系列重要的文献工作，包括编辑毛泽东文稿、邓小平文选，参与起草了包括第二个历史决议在内的党的一系列重要文件的起草。第二重身份，他是一位理论和历史的研究者。他在邓小平理论研究方面的贡献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在党史研究方面，他是领导者，也亲自执笔撰写了不少重要著作。第三重身份是不懈的思索者。坚持独立思考是龚育之同志的突出品格，从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思索的过程，同时可以感觉到，他始终处在一种思索的状态，一种与时俱进的状态。
龚育之的文章著作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很难有人像他那样具备亲历者、研究者、思索者这三重身份。亲历者未必能具备研究者的素质，而研究者通常很难有亲历者的那种切身体验，而要真正认识自己的经历，进行深入的研究又必须有反复深入的思考。龚育之的文章读来有味道，经得起琢磨，能够给人以启迪，便与此不可分。这样的人真的是少之又少，龚育之同志过早的去世实在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
▲《怀念龚育之》(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独特的超越——龚育之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党史札记末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