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廖承志根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制定的对日方针政策，并在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下，肩负起对日工作总负责人的重担。他把中国外交政策的领会与运用、对日本情况的理解与分析、同日本人父一辈子一辈的情谊与交往，三者融贯在一起，在中日人民友好和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整个中日关系史上发挥着特有的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功绩显赫。在此值得纪念之时，谨将《廖承志与日本》一书献给读者，并缅怀廖公。
中日两国领导人都高度评价廖承志对中日关系的特殊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在廖承志同志追悼会上所致的悼词中指出：“廖承志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实现祖国的大团结大统一事业中，在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同时也指出：“在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中日两国友好关系，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方面，他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尤其具有重大影响。廖承志同志在国际活动中高瞻远瞩，立场坚定，为国家赢得了声誉。他对待国际友人谦虚诚恳，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体现了我国和我党的国际主义精神。”
日本前首相铃木善幸把廖承志与周恩来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廖承志先生与已故周恩来先生将永远铭记在日本国民的心中，两位先生不愧是献身于日中两国友好〖JP〗事业的不可多得的卓越人物。……欲恢复两国邦交，实非易事。如此艰难事业得以完成，完全靠两国众多的先辈们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廖承志先生披肝沥胆、不屈不挠的精神，方能连结起今日的日中两国牢固的友好纽带。凡参与日中关系的日本权势人物，皆曾蒙廖承志先生的恩惠，对日中两国间的悬案处理，也无不得到廖承志先生的大力鼎助。从廖承志先生的高大形象中，我们看到今天的日本逐渐丧失了的优良的日本人格的理想。跨越国界，这种敬慕之情，倍感深切。日本国民对于廖承志先生的深情厚谊，子孙万代永不忘怀。我们确信，唯有保持和发展日中两国国民的世代友好，方能报答先生的一片情谊。”
我们在编写《廖承志与日本》时，有以下想法。
首先，想通过廖承志与日本的关系，部分地反映近百年的中日关系史。廖承志可谓中国人与日本关系最深者，他把日本称为第二故乡。廖承志1908年9月25日生于日本东京，青少年时期在日本上学生活11年，20年代在日本参加中共“东京特支”革命活动，曾经两次被捕，进行英勇斗争。1928年在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院留学时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被日本当局拘捕并驱逐出境。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中，他于1937年春在延安主办《解放》周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同年冬，党中央派他到香港主持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工作，团结大批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援中国抗战，指导东江和琼崖游击队迅速发展，组织名闻世界的秘密大营救，使大批文艺界名人脱险。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对日工作，在开展“民间外交”发展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和争取改善两国关系，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和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方面，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尤其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他的经历与辛亥革命之后的中日关系史密切相连，正如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宫崎世民所说：“如谈论日中友好关系的发展，离开廖公是无法谈的。”
在这段中日关系中，我们力争写出孙中山、宋庆龄和廖仲恺、何香凝，还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毅、郭沫若、南汉宸等给予廖承志的教诲；写出松本治一郎、西园寺公一、片山哲、浅沼稻次郎、石桥湛山、松村谦三、竹入义胜、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园田直和很多有识之士与廖承志的交往、友谊、互信、合作。希望读者能通过这些史实，深度地感受廖承志与日本和他所领导的对日工作。
第二，我们试图写出对日工作机制。中日民间外交，是中日关系的一大特点，也是国际关系中的一大创举，是根据当时中日两国人民所处的国内、国际形势而展开的。它从经济、文化交流开始，逐渐积累和创造条件，来推动官方关系的前进。为此，国务院设立了外事办公室，由陈毅、廖承志任正副组长。外事办公室下设日本组，由廖承志召集各部门有关日本的涉外干部开会，传达、讨论、研究、学习对日方针政策和对日工作，形成了上情可以迅速下达，下情可以迅速上报，会议的决定可以落实到行动，行动中遇到了问题可以及时解决的机制。与会者基于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对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日本工作和制定对日政策的崇敬和爱戴，对廖承志同志的爱戴和领导艺术的心悦诚服，对从事对日工作的使命感和光荣感，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富于行动和实践，从而可以迅速地集中而有效地发挥各部门的对日工作力量。书中列举赵安博、孙平化、王晓云、肖向前等同志奋力开展对日民间外交的事迹，说明对日工作机制的重要意义。
第三，我们想努力写出廖承志的魅力。廖承志是个性格鲜明的人物，中外人士异口同声称赞他谈吐文雅，才华横溢，风度潇洒，豪放幽默，心胸宽广，肝胆照人，坦率诚恳，平易近人。
日本朋友对廖承志的印象是：一、“廖承志体现和秉承周总理的外交路线，周总理的对日政策是：日本曾经做过极其粗暴的事，但因互为邻国，又离不开，所以要它成为不粗暴的国家”；二、坦诚相待真心友好，在“日本方面说出不妥当的事时，他会断然发怒，并摆出道理来说服你”；三、讲究工作方式，不仅善于处理重大问题，对小事也留心，善于使其在全局的改善和促进上得到良好的效果；对待事情不急于处理，不以势压人，而是在不断的交流中逐步融合；“他能耐心等待，以此铺平了对日关系上的一条广阔的道路。多亏他这种作风，流水般顺利地导致了两国邦交的恢复，促进了后来交流的发展”；四、“他能用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来理解日本的观点，熟知日本的表里”。所以，日本朋友遇到日中有关的问题，都愿意与廖承志说出心里话。
廖承志有很多日本朋友，日本朋友有很多智慧和力量；廖承志有对日工作的机制，这个机制强有力地动员中国的有关智慧和力量，这两方面的智慧和力量相互合作，紧密配合，影响巨大。廖公把中日民间外交不断地推上更高阶段。
我们的第四个想法是写出亲历性。吴学文从1952年开始跟随廖公从事对日工作，参加外办日本组会议，接待多批来访的日本代表团；廖公四次率团访日和随邓小平访日，吴都随行采访；吴报道和研究日本问题50年，有多册日本问题的专著。王俊彦多年研究日本问题，对中央对日政策有深刻的研究和体会，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多部关于日本的作品问世。我们努力以亲历方式记载战后中日关系史实，一是作者许多亲身经历；二是我们对有关的重要人物的采访；三是我们对日本问题的研究成果，努力以此使作品具有现场感；同时还首次披露一些真闻趣事，如邓小平在他访日的代表团名单上，亲自加上“顾问廖承志”。日本朋友在“文化大革命”后对中国有不少疑虑，但一看到邓小平一行中有廖承志顾问，就说中国的对日政策没有变，日本人可以对中国放心了。
廖承志与日本的关系丰富多彩，我们无法面面俱到，只能选取重要事件和人物穿插连缀，力求让读者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但有关材料很分散，我们所占材料毕竟有限，能力也有限，难免有遗漏和不当之处，诚恳地希望各位亲历和关心廖承志与中日关系的中国同志和日本朋友，多多批评和指教。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肖向前、王效贤、丁民、刘德有、刘延州、刘智刚、周齐等同志的大力帮助；学习和引用了很多文献，并参考了诸多老前辈和专家学者的有关著作，特致谢意！
本书的出版得到旅日侨领韩庆愈先生热情赞助，在此特表谢意。
2007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