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学文同志要主持修写《廖承志与日本》，并且嘱我作序，不能不使我感到无上的荣幸。
我和吴学文和大体上同龄的一批对日工作者，直接参与廖公（当时我们都这样称呼他）领导下的各项工作，感到非常的愉快和格外的亲切。周围的同志也都羡慕我们的工作岗位。尽管当时参加这个“廖办”的工作人员，包括廖公，都另有经常的工作岗位，但“廖办”有事，都是招之即来，服从命令听指挥。他们的原属单位并不过问，只听廖公的领导，因为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廖办”工作的，不要谁来介绍，我们奉廖公之命做任何工作都会得到各方的支持。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那时，对日工作有了需要，周总理会很自然地找廖公去办。因此，就形成了一个甚为灵活、极有权威的“廖办”。
廖公无论在中国或在日本，都有特殊的魅力。历史可以作证，他的父亲廖仲恺、母亲何香凝，都是早期跟随孙中山的国民党左派。廖公出生于清朝末期，幼年长在日本，小学和初中都是在东京“晓星”读的。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兴中会”，在一张笑骂袁世凯称帝闹剧的照片中，廖承志被孙中山抱在怀里的形象最令人瞩目。
在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东建立了黄埔军官学校。周恩来同廖仲恺在黄埔军校共过事。后来，廖仲恺被暗杀。从此，周恩来对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爱护备至。廖承志成了共产党培养的先进分子，在当时党组织的领导下，从事很多国内外的隐蔽工作。后来，他参加了北上抗日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廖承志被张国焘劫持，又是周恩来巧妙地把他解救出来。以后到了延安和各地抗日前线，廖公就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进行抗日斗争，直到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后，也还继续做相应的对日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日法西斯被美、英、苏、中等国打败之后，国民党又在其发动的内战中被中国共产党打败，蒋介石被迫逃往台湾。此时，东亚却出现了一种怪现象。美国大力支持蒋介石政权，继续让这个所谓“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随后，又制造了旧金山对日和约。同时，还让 “中华民国”与当时的日本国缔结单独和约，并且声言支持蒋反攻大陆。这就凸显地说明，美国、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状态尚在继续，中日之间处在一个异常紧张而又复杂的状态。这种状态引起中日两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改变当时中日关系的现状。首先，尽可能开展民间往来，推动日本各个方面同新中国加强友好活动，动员广大民间力量，特别是促使日本经济界和地方自治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各种有效的来往，形成各种有实际内容的民间关系。这使当时的日本政府十分被动。
1960年，中日关系形成一个特有的高潮。当时的日本岸信介内阁与美国勾结，要修改日美安全条约，把日本进一步拴到美国的战车上，并且在当年邀请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率团访日。这就引起日本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日本最大的在野党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当年访问中国，在中国政协礼堂发表重要演说，提出“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在中日两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特别是在日本掀起了一个空前的反美高潮。在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日本学生团体“全学连”组织群众包围日本国会议事堂举行示威游行时，由于日本警察的镇压、群众互相拥挤，混乱中日本女大学生桦美智子竟被踩死。浅沼稻次郎在日比谷公会堂发表演说时，竟被日本右翼分子刺杀在讲台上。于是，日本全国反美高潮一浪接着一浪。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日将要到日本国门而被迫折回，声称无限期推迟访日。这时，日本政局呈现了激烈的动荡，岸信介内阁终于垮台。
在岸内阁倒台之后，日本自民党推出池田勇人任新首相，这种形势不能不使他的政策有所改变。特别是这时在池田内阁中，以开明政治家大平正芳为核心，支持政界元老松村谦三、高碕达之助等有识之士，积极同新中国建立并发展各方面的友好关系。经过一系列酝酿，终于在1962年中日间缔结了廖承志——高碕达之助备忘录贸易协议。从此，中日间实际上形成了半建交状态，为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周恩来总理处境艰难。从1966年“文革”开始，大约五六年间，周总理不得不把廖公保护起来。与廖公相连的我们这些人，也在原所属单位受到很大冲击，大部分被分配到各地“五七”干校，一时中日民间外交几乎处于停顿状态。
1971年，美国派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关系有了改善，实现了1972年的美国总统访华。这时，促使中日建交的呼声极高，并且终于在当年9月实现了中日两国政府正式建立邦交。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中，周总理才得以让廖承志以外交部顾问名义，逐步参加了一些活动。但由于当时尚在“四人帮”猖獗时期，廖公的活动仍是有限的。只是到了邓小平复出，中日正式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才使我们又看到了廖公在中日关系中十分活跃的风采。吴学文、王俊彦同志的书中对此有翔实的描写，令我们读来极为高兴。特别是1979年，廖公率一个巨型访日代表团乘万吨巨轮“明华号”访问日本，船上乘有各界代表人物，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粟裕将军就在其中。这个代表团浩浩荡荡周游了日本列岛，一时形成了中日友好的特殊高潮，令人感到这好像是20多年来的中日民间友好的一次大检阅。廖公重新回到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职位后，当时中日民间往来通过中日友协这个窗口比通过外交部官方接触还要丰富多彩。
廖公的朋友遍布日本。一提起廖承志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在日本朋友中，有人说，廖公如在日本竞选国会议员，不论是参议院或者众议院，都会以高票当选。从热心支持孙中山推翻满清王朝的九州熊本的宫崎滔天一家，到当代日本共产党、日本社会党以及工人、学生团体和各界群众，都已认知廖公生在日本、长在日本，是日本可敬可爱的亲人。在毛主席、周总理领导下，我们这些当时的年轻人都以参与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这项工作而感到光荣。从事中日友好工作的中国人和日本朋友，都不分彼此地响应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口号：“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1983年，许多人都知道廖公在当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将被推选为国家重要领导人。当他以75岁高龄，穿着短袖衬衫，神采奕奕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时，大家感到廖公还很年轻，无怪当时有的领导人称他为“小廖”。这一年，我奉命去孟加拉任大使，暂时离开了对日工作。突然，一个噩耗传来，廖公不幸逝世，令人哀痛不已。虽然廖公已达75岁高龄，人生七十古来稀，似乎也差强人意，但在我们看来，廖公完全有更为长寿的希望，只是一时的不幸，使这位可敬可爱的中日友好大师，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我想，廖公富有人情味的音容笑貌，会永远活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心中。我自己则会永远以在廖公领导下尽过微薄之力而感到自豪。当此，吴学文同志——我们同在廖公身边工作的伙伴，写出这部《廖承志与日本》，我能为此作序，不能不说是我今生晚年的一大幸事。
2007年5月
